饥饿的盛世(出书版) 第19节(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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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库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一钱;
  算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二分。
  在中国采购货物,想要离港,要交纳:
  管事家人收验舱放关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收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二十四两,小包四两;
  稿房收礼银一百一十二两,贴写二十四小两,小包二两;
  稿房收领牌银一两,小包二钱;
  承发房收礼银四十两,小包一两四钱四分;
  单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船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票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六两,小包一两;
  算房收礼银一两,小包五钱;
  柬房收礼银十六两,贴写一两五钱,小包七钱二分;
  签押官收礼银四两,小包二钱;
  押船家人收银八两;
  总巡馆水手收银一两;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新柱等奏各关口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内折》,见《史料旬刊》)
  这张清单是新柱简单调查后所列,而实际所收的,远比这些还要多。
  广州海关之所以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勒索外商,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有垄断权,外商必须通过广州一地进行贸易。二是外商没有申诉权。中国政府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只能通过十三行代转,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外国人反映问题的权力。
  数十年来,英国一直在想办法突破十三行的控制。
  事实上,前两年,一贯敢于冒险的英国人曾经尝试过到中国别的地方开展贸易。
  康熙年间,大清王朝结束海禁,开放对外贸易,在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设立了四个外贸口岸。不过,外国人还是按明末惯例,只在广州贸易。宁波等港口作为开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国商船登陆的纪录,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在受不了广州海关和十三行的种种限制克扣,壮着胆子,北上宁波直接采购茶叶和丝绸。
  多年没见到外国人的宁波官员和商人对洪仁辉等人很热情,采购进行得很顺利。“洪仁辉船长和他的水手们抵达宁波,并受到热烈欢迎。回国时,洪仁辉船长带回了满舱的中国货物。”在宁波采购的茶叶比在广州买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国货在宁波也很受欢迎。在这个成功的开始后,英国商人来宁波越来越频繁。
  然而两年过后,风云突变。“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当他(洪仁辉)再次到达宁波时,中国人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的货物,并不做任何解释就收缴了船上的所有火炮。”(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原来,频繁到达的英国船只让地方官很不安。他们上报了皇帝。
  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来。
  乾隆皇帝治理天下的秘诀就是收紧缰绳,强化控制。在他眼里,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整个社会的每一个分子,都要归拢到政权的罗网之内。大清王朝的千秋万代,固若金汤,是他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虽然重新启用宁波等港口,会给浙江经济带来推动,但是却给帝国的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多开一个通商口岸,就让百姓多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窗口。所以经过权衡,皇帝向地方官员下达谕旨: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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