饮冰 第14节（1 / 4）
第22章 沙龙 要开民智，要富国家，要救沦亡。……
这头徐隽旋的心境遭遇了怎样的波动白清嘉才没兴趣理会, 她的精力已经被父亲在北京安排的一场又一场社交给占据得满满登登了。
白老先生可是社交场上的一把好手，向来将交际看作是安身立命的东西，他深知作为沪上来人要插进北京的权贵圈子并不容易, 而要让长子结识人脉就更是困难, 因此打从白家人在新宅安顿好了便终日宴请不曾间断, 实实在在费了不少心思。
白清嘉最烦这些事, 以往交际她还能跟她二哥待在一起躲躲清闲，如今白清远不在她就失去了庇佑, 时常要被一些无趣的人事纠缠，一来二去倒是被勾起了些许对哥哥的想念，因此去信一封以表惦记，还问他近来身体是否好些了。
二哥的复信很快就到, 这位浪荡公子先是在信中告诉妹妹自己的身体已经大好，另外又对她能否适应在北方的生活表达了一番关切，最后笔锋一转, 忽问她手头宽不宽裕、倘若有闲钱能否寄上二三千给他, 父亲近来断了给他的零花，他的手头已然十分拮据了。
最后的这番转折都把白小姐气笑了, 她心想父亲真是难得英明, 的确早该断了给二哥的钱的，否则还不都被他拿去挥霍了？她才不要寄钱给他，他上回从她这里骗去的宝石项链还没还呢。
交际场上的事情虽则大多无趣，可偶尔也会有那么一点令人愉悦的事情发生。
这就要归功于白老先生搞社交的技巧了：他最懂得给人分门别类, 针对洋人和新派官员就张罗西式舞会和酒会，针对旧派人和前朝遗老便举办一场传统的晚宴，而若要结交文化界的名人雅士，那还有什么方式比从西洋传来的文化沙龙更时髦更恰当呢？
白清嘉对这样的小交际最不反感, 毕竟文化界的人就算是流氓也会藏着掖着、不会明晃晃就贴上来讨没趣儿，偶尔还有几个人有真学问，听他们清谈可算是难得的享受；有时父亲招待这帮文人来家里做客，她偶尔起了闲情逸致便会安安静静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旁听，如此一个下午的时光便能轻易打发了。
这帮先生倒很有趣，明明脑子里装的尽是最新最西的知识，可那通身的气派却又偏偏很古旧，大多都是一身长衫，同如今政府里的官员大不相同；只一位专研工程的先生是穿西装的，据说是1903年第一批被官派前往西洋留学的学生，如今学成归来在北大任教，谈话间颇为激昂，言救国当始于实业，大兴工程更是第一要务，论述完备后又转头同白清平攀谈起来，请他日后务必要在政府中斡旋、请国家重视机械制造之业。
有他这么一挑头，其余各行各业的先生们便都来了劲头，几乎个个都说唯有自己的学科才能救国，商科、医科、理科、工科……哪一个不要政府扶持？哪一个不要国家重视？
只一位先生最安静，白清嘉在家里见过他两回都没听他说过什么话，只从大哥那里听说此人名叫程故秋，是在北大教国文的。
他是最典型的文人，身材瘦高、稍显文弱，青黛色的长衫将他的气质衬得格外清透雅致，有种仙风道骨的意思，又生了一张很有书卷气的脸，眉眼开阔，一看便是个脾气温和的人。
那天白清平被一圈人围着说得没了脾气，索性也就放开了，转头望向那位先生，笑问：“程先生就不想论一论国文科的紧要？恰今日兴浓，倘若有需要政府扶持的地方便一并说了吧。”
这话夹杂了些许调侃的意味，那位先生听了会意一笑，仍显得清淡。
“洋务以来国文式微，的确无甚脸面再同政府讨要贴补，”他静静地说，“只是我向来以为救国之本在开民智，白先生若真要求救国之法，恐怕还应在此处多下工夫。”
这是通达的话，不管是不是专研思想的学者都晓得这个道理，而正是因为人人知晓，可辩的地方才多了起来。
“故秋所言不虚，一国之本在民，倘民智不开则无法参与政治，致中国难效欧美之制，”那位专研工程的先生说道，“可正所谓仓廪足而知礼节，眼下西洋诸国之所以民智已开，是因为国家富庶安定，我国若想效仿，第一步定然也是要想法子富民——这如何能实现？自然要靠商医理工，此非舍本而逐末，实乃天理之自然也。”
在座的几位先生闻言纷纷点头。
那位程先生却以为不然，但他似乎并非雄辩之人，即便在此等论理之时也依然显得谦和宁静。
“倘今日中华未临亡国灭种之危，则我必赞同仲明所言，只是眼下家国离乱虎狼环伺，又哪里有机会徐徐图之？”他清楚地说着，“天时不待我，没有时间花费百年工夫使民富庶，只能先求果再培因，以百倍之力开民智救沦亡，待局势安定再图后计，此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番话颇令白清嘉感到触动，继而引出了她几多深思。
她当初在法兰西留学、一心只想躲开父亲的禁锢不愿回国，其中固然有渴望自由的缘故，可更深的一层却在于恐惧——她不敢回国。
为什么不敢？因为怕面对千疮百孔的故土，怕见到在华趾高气昂的洋人，怕面对愚不可及可怜可恨的国民，怕那种有心无力无计可施的感觉。
她只是沧海一粟，哪怕生于掌握权势和财富的家族，所能做的也很有限——别说是她了，就算是她的父亲和她的长兄，又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不过随波逐流汲汲营营而已。
可最终她还是被迫回来了，这些阴影因此变得无从躲避，譬如外滩公园里那些西洋强盗的雕像她就无法视而不见，离白家新宅不过几十分钟车程的使馆街她也不能视若无睹……伤口就在那里，永远不可能无药而愈。
……她应该努力做些什么的，就像那位程先生说的，要开民智，要富国家，要救沦亡。
可这些愿景虽则十足美好，说起来却终归显得虚妄，四万万国人哪个不想救国？真要落到实处时却没人使得上劲，全因不知第一步自何处始罢了。
她亦很困惑，幸而那位程先生又给了她一些启发，当晚在白家用过晚餐后同她闲谈了几句。
“听白先生说小姐是留过洋的，不知读的是什么科目？” ↑返回顶部↑
这头徐隽旋的心境遭遇了怎样的波动白清嘉才没兴趣理会, 她的精力已经被父亲在北京安排的一场又一场社交给占据得满满登登了。
白老先生可是社交场上的一把好手，向来将交际看作是安身立命的东西，他深知作为沪上来人要插进北京的权贵圈子并不容易, 而要让长子结识人脉就更是困难, 因此打从白家人在新宅安顿好了便终日宴请不曾间断, 实实在在费了不少心思。
白清嘉最烦这些事, 以往交际她还能跟她二哥待在一起躲躲清闲，如今白清远不在她就失去了庇佑, 时常要被一些无趣的人事纠缠，一来二去倒是被勾起了些许对哥哥的想念，因此去信一封以表惦记，还问他近来身体是否好些了。
二哥的复信很快就到, 这位浪荡公子先是在信中告诉妹妹自己的身体已经大好，另外又对她能否适应在北方的生活表达了一番关切，最后笔锋一转, 忽问她手头宽不宽裕、倘若有闲钱能否寄上二三千给他, 父亲近来断了给他的零花，他的手头已然十分拮据了。
最后的这番转折都把白小姐气笑了, 她心想父亲真是难得英明, 的确早该断了给二哥的钱的，否则还不都被他拿去挥霍了？她才不要寄钱给他，他上回从她这里骗去的宝石项链还没还呢。
交际场上的事情虽则大多无趣，可偶尔也会有那么一点令人愉悦的事情发生。
这就要归功于白老先生搞社交的技巧了：他最懂得给人分门别类, 针对洋人和新派官员就张罗西式舞会和酒会，针对旧派人和前朝遗老便举办一场传统的晚宴，而若要结交文化界的名人雅士，那还有什么方式比从西洋传来的文化沙龙更时髦更恰当呢？
白清嘉对这样的小交际最不反感, 毕竟文化界的人就算是流氓也会藏着掖着、不会明晃晃就贴上来讨没趣儿，偶尔还有几个人有真学问，听他们清谈可算是难得的享受；有时父亲招待这帮文人来家里做客，她偶尔起了闲情逸致便会安安静静地坐在客厅的角落里旁听，如此一个下午的时光便能轻易打发了。
这帮先生倒很有趣，明明脑子里装的尽是最新最西的知识，可那通身的气派却又偏偏很古旧，大多都是一身长衫，同如今政府里的官员大不相同；只一位专研工程的先生是穿西装的，据说是1903年第一批被官派前往西洋留学的学生，如今学成归来在北大任教，谈话间颇为激昂，言救国当始于实业，大兴工程更是第一要务，论述完备后又转头同白清平攀谈起来，请他日后务必要在政府中斡旋、请国家重视机械制造之业。
有他这么一挑头，其余各行各业的先生们便都来了劲头，几乎个个都说唯有自己的学科才能救国，商科、医科、理科、工科……哪一个不要政府扶持？哪一个不要国家重视？
只一位先生最安静，白清嘉在家里见过他两回都没听他说过什么话，只从大哥那里听说此人名叫程故秋，是在北大教国文的。
他是最典型的文人，身材瘦高、稍显文弱，青黛色的长衫将他的气质衬得格外清透雅致，有种仙风道骨的意思，又生了一张很有书卷气的脸，眉眼开阔，一看便是个脾气温和的人。
那天白清平被一圈人围着说得没了脾气，索性也就放开了，转头望向那位先生，笑问：“程先生就不想论一论国文科的紧要？恰今日兴浓，倘若有需要政府扶持的地方便一并说了吧。”
这话夹杂了些许调侃的意味，那位先生听了会意一笑，仍显得清淡。
“洋务以来国文式微，的确无甚脸面再同政府讨要贴补，”他静静地说，“只是我向来以为救国之本在开民智，白先生若真要求救国之法，恐怕还应在此处多下工夫。”
这是通达的话，不管是不是专研思想的学者都晓得这个道理，而正是因为人人知晓，可辩的地方才多了起来。
“故秋所言不虚，一国之本在民，倘民智不开则无法参与政治，致中国难效欧美之制，”那位专研工程的先生说道，“可正所谓仓廪足而知礼节，眼下西洋诸国之所以民智已开，是因为国家富庶安定，我国若想效仿，第一步定然也是要想法子富民——这如何能实现？自然要靠商医理工，此非舍本而逐末，实乃天理之自然也。”
在座的几位先生闻言纷纷点头。
那位程先生却以为不然，但他似乎并非雄辩之人，即便在此等论理之时也依然显得谦和宁静。
“倘今日中华未临亡国灭种之危，则我必赞同仲明所言，只是眼下家国离乱虎狼环伺，又哪里有机会徐徐图之？”他清楚地说着，“天时不待我，没有时间花费百年工夫使民富庶，只能先求果再培因，以百倍之力开民智救沦亡，待局势安定再图后计，此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这番话颇令白清嘉感到触动，继而引出了她几多深思。
她当初在法兰西留学、一心只想躲开父亲的禁锢不愿回国，其中固然有渴望自由的缘故，可更深的一层却在于恐惧——她不敢回国。
为什么不敢？因为怕面对千疮百孔的故土，怕见到在华趾高气昂的洋人，怕面对愚不可及可怜可恨的国民，怕那种有心无力无计可施的感觉。
她只是沧海一粟，哪怕生于掌握权势和财富的家族，所能做的也很有限——别说是她了，就算是她的父亲和她的长兄，又能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呢？不过随波逐流汲汲营营而已。
可最终她还是被迫回来了，这些阴影因此变得无从躲避，譬如外滩公园里那些西洋强盗的雕像她就无法视而不见，离白家新宅不过几十分钟车程的使馆街她也不能视若无睹……伤口就在那里，永远不可能无药而愈。
……她应该努力做些什么的，就像那位程先生说的，要开民智，要富国家，要救沦亡。
可这些愿景虽则十足美好，说起来却终归显得虚妄，四万万国人哪个不想救国？真要落到实处时却没人使得上劲，全因不知第一步自何处始罢了。
她亦很困惑，幸而那位程先生又给了她一些启发，当晚在白家用过晚餐后同她闲谈了几句。
“听白先生说小姐是留过洋的，不知读的是什么科目？”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