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离于爱 第15节(1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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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她年仅十七岁,作为知识青年下放到了省内一个叫清岗的地方,在那里一待就将近六年,1977年初返回省城,与从另一个地方复员的父亲领取结婚证,父亲进了一家国企,而妈妈生下我之后,考进了医学院学习。
  相册内有他们班级的合照,排成四排,第一排女生蹲着,所有人都衣着简朴,神情庄重。不像我读书的时候,同学年龄全都相仿,经由高考而来。她的同学中有三四个已经明显步入中年,另外几个看着也至少有二十六七岁,脸上写着阅历,想来结婚成家对他们来讲并不罕见。妈妈混在其中,并不像一个孩子的母亲,仍显得学生气十足。
  毕业纪念册上的留言非常正式,看不出端倪;妈妈保留的信件竟然都是与她专业有关的公务往来;另有一些私人往来的明信片,不过是简单的相互寒暄、通报近况。
  在一大堆与某学术杂志的往来信件里,我终于找到唯一一封私人信件,盖着清岗的邮戳,地址是手写的,收信人是我妈妈,寄信人的名字叫梅雪萍。
  我记得这个名字。
  妈妈住院时,我拿到又一次的ct结果,与医生交谈之后,知道癌细胞已经转移扩散,疼痛感会越来越强烈。我心情沉重,拖着步子返回病房,看到妈妈病床前坐着一个阿姨,而妈妈眼里含着泪水。她性格坚强,从不曾在访客和我们面前流露悲观情绪,我吃惊地在门口站定。
  只听妈妈说:“雪萍,你见过他吗?”
  那个阿姨说:“是的,那年我哥哥生了孩子,我回家看望,偶然遇上了他,后来我们一直有联系,不过也只是通个电话,相互问候而已。”
  “他也住在省城?”
  “不,他只是来探亲。”
  “那,他……还好吧?”
  “每个人评判好与不好的标准不同,我觉得他是平静的。”
  妈妈的声音微带颤抖:“不,他肯定恨着我。我……”
  我愕然,只见那位阿姨握住了妈妈的手,打断了她:“燕子,有些事我们必须放下。”
  妈妈叫严小燕,在我童年时,爸爸似乎还叫她小燕,中年过后,他甚至直接叫她老严,我曾和子东窃窃私语议论,如此称呼老婆,真是老干部腔十足。这还是我初次听到有人用这个昵称来称呼她,只见她猛然摇头,面孔一瞬间扭曲了,我吓了一跳,连忙进去:“妈妈,是不是又痛得厉害了?”
  那位阿姨说:“怪我不好,让你妈妈激动了,你是可可吧,来,帮你妈妈倒点水。”
  我依言倒了一杯水过来,妈妈已经调整平稳呼吸,跟我介绍说:“可可,这位是梅雪萍阿姨,当年我们在一个地方插队。她特意坐三个多小时的长途车赶到省城来看我。”
  “谢谢梅姨。”
  妈妈是北京人,当年没有像她一同来插队的同学那样返回原籍,而是留在省城汉江市读书、工作、定居,这是我头一次见到她知青时代的老友。梅姨看上去比病前的妈妈要苍老得多,衣着简朴,不事修饰,不过神态中自有一种安宁镇定的气度。她微微一笑,站了起来:“我要去取药,再赶末班车回去,燕子,你好好休息。”
  妈妈神情复杂,欲言又止,点了点头:“你住得太远,我不留你。可可,帮我送一下梅姨。”
  我陪梅姨出来,到电梯边,她站定,轻声说:“可可,不要难过。”
  我怔住,随即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梅姨,我妈妈是不是已经知道她的病情了?”
  “她自己就是医生,很清楚你们对她隐瞒的是什么。放心,在这方面,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可那是我的母亲,她再怎么达观,我也没办法因此做到松一口气。梅姨当然清楚我的感受,她留下电话和地址,嘱咐我好好照顾妈妈,有事立刻通知她。我点头答应,并没有探究她们过去的生活。
  一个月后,妈妈病逝。我给梅姨打了电话,她赶来出席了追悼会。她握着我的手,对我和弟弟说:“节哀。上次我过来,你妈妈对我说过,她之所以拒绝进一步放疗,就是希望走得从容,让儿女在回忆里保留她健康时的样子。”
  追悼会结束后,她便悄然离开。
  这封信写于1983年8月,算一算,当时我六岁。我抽出发黄的信纸,信是用纯蓝墨水写就的,竟然没怎么褪色,字迹纤细而工整。看到开头母亲的名字,我的鼻子便已经有些发酸。
  燕子:
  接到你的来信,我很意外,又很开心。我确实是方圆上百里留下的最后一个知青,但我留下的原因很复杂,并不像你看到的那篇报道里写的那样无私奉献,大概记者觉得必须把我拔高一下,宣传起来才更有意义吧。
  我已经结婚,儿子今年五岁,理论上说,我可以带着丈夫和儿子返回省城,熬上几年,他们的户口也许可以解决。可是我回去探亲,感觉我出生的地方对我而言已经变得十分陌生,我丈夫更是无所适从,根本无法适应城市。我的哥哥姐姐对我很好,但他们是工薪阶层,从居住条件到经济收入都并不宽裕,无法接纳三口之家。我能找到的最好职业也不过是去街道小厂做一名工人。思前想后,我只好选择放弃城市。我唯一不放心的是父母年事已高,身体都不算好,好在哥哥姐姐可以照顾他们,帮我尽孝。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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