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基础与应用（1 / 2）
七月四日，牧浩洋等人回到总参谋部。
黄峙博给他们安排的新任务不是制订装备发展规划，而是参与钱仲泰提出的“国家科技战略发展规划”。
六月十二日，钱仲泰领头制订的《科技白皮书》送交国务院。
最初几天，文廷贵没太在乎这份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文件，反而把它当成了钱仲泰等科学家向国家索要科研经费的借口。因为与文廷贵的关系不大好，所以黄峙博没有参与，也没有提到这件事。
等文廷贵去了夏威夷，由黎平寇主持国务院工作，黄峙博才找上门去。
显然，黎平寇好说话得多，而且更加年轻，更加清楚科技的重要性。
说服黎平寇后，黄峙博仍然没有出面，而是由国务院把这份文件交给了傅秀波，由元首做决断。
六月二十三日，傅秀波在元首府接见了钱仲泰等人，听取了科学家的直接意见。
不可否认，傅秀波非常重视科学，接连两场战争都证明了科学的重要性，而正在进行的国内经济改革也证明了科学的重要性。
只是，傅秀波目光与钱仲泰等人有所不同。
在元首眼里，最重要的不是应用科学，而是基础科学。
讨论了几个小时，连钱仲泰都不得不佩服傅秀波的战略眼光，参会的科学家都认同了傅秀波的观点，即基础科学决定一切。这就好比修建一座大厦，没有坚固的地基，楼层盖得再高也会倒塌。在科学中，基础科学就是地基，应用科学则是建立在地基之上的楼层。美国能够用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科研实力，与其在数十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持续不断的巨大投入不无关系。
这下，问题来了。
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最大差别就是缺乏应用性，很难把取得的科研成果直接用在生产与生活上。
从具体表现来看，任何一门基础科学都需要持续不断的巨额投入。
巨大的投入，却见不到任何实际好处，谁还愿意投资？
按照傅秀波的意见，今后国家只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把应用科学交给其他力量，比如企业与公益基金。
这时候，黎平寇、或者说与黎平寇关系密切的盛世平发挥了作用。
六月二十七日，傅秀波再次把钱仲泰等人请到元首府，黎平寇则把盛世平等几位资产雄厚的民族资本家请了过来。
在这天的会议上，政府、科学家与民族资本家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
从二零二零年开始，政府在原则上只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以及投入巨大、需要调动社会力量的重大应用科学研究，并且获得相关领域的所有科研成果，在应用阶段，企业向政府支付专利费。应用科学领域，企业为主要投资者，政府将出台鼓励性政策，在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优惠；企业还可以通过联合等方式，成立面向科研的公益基金，政府将给予更加重大的政策支持。
也就在这一天，《科技白皮书》演变成为“国家科技战略发展规划”。
做为第一受益人，军方将参与重大科研项目，并且主导由政府资助、与军事装备有关的基础科研项目。此外，军方还将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一些由企业资助、同样与军事装备有关的应用科研项目。
黄峙博把牧浩洋他们派过去，就是为了确定科研项目的优先顺序。
因为牧浩洋的学历最高，参与了高能物理学实验中心的项目规划工作，所以他是军方的最高代表，陆雯则是军方的技术顾问。
七月五日，五名主要参与者在总参谋部开了一次会。
“首先得承认，在基础科学领域，我们与美国的差距非常明显，很难在短期内追上，更别说超越。”作为技术顾问，陆雯的意见至关重要。“同样得承认，如果我们不追，差距将越拉越大。我们要想在综合国力上超过美国，就得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至少要达到与美国同等的水平。”
“这不是一代、两代人就能完成的，也许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一天。”
“只是也许，我们必须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陆雯看了眼母祁铁，说道，“基础科研不像应用科研，绝对不能急功近利，除了巨大的投入，还需要足够的时间。所以在基本方针上，我们必须制订一份路线图。”
“什么路线图？”戚凯威问了一句。 ↑返回顶部↑
黄峙博给他们安排的新任务不是制订装备发展规划，而是参与钱仲泰提出的“国家科技战略发展规划”。
六月十二日，钱仲泰领头制订的《科技白皮书》送交国务院。
最初几天，文廷贵没太在乎这份具有重大战略价值的文件，反而把它当成了钱仲泰等科学家向国家索要科研经费的借口。因为与文廷贵的关系不大好，所以黄峙博没有参与，也没有提到这件事。
等文廷贵去了夏威夷，由黎平寇主持国务院工作，黄峙博才找上门去。
显然，黎平寇好说话得多，而且更加年轻，更加清楚科技的重要性。
说服黎平寇后，黄峙博仍然没有出面，而是由国务院把这份文件交给了傅秀波，由元首做决断。
六月二十三日，傅秀波在元首府接见了钱仲泰等人，听取了科学家的直接意见。
不可否认，傅秀波非常重视科学，接连两场战争都证明了科学的重要性，而正在进行的国内经济改革也证明了科学的重要性。
只是，傅秀波目光与钱仲泰等人有所不同。
在元首眼里，最重要的不是应用科学，而是基础科学。
讨论了几个小时，连钱仲泰都不得不佩服傅秀波的战略眼光，参会的科学家都认同了傅秀波的观点，即基础科学决定一切。这就好比修建一座大厦，没有坚固的地基，楼层盖得再高也会倒塌。在科学中，基础科学就是地基，应用科学则是建立在地基之上的楼层。美国能够用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科研实力，与其在数十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持续不断的巨大投入不无关系。
这下，问题来了。
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的最大差别就是缺乏应用性，很难把取得的科研成果直接用在生产与生活上。
从具体表现来看，任何一门基础科学都需要持续不断的巨额投入。
巨大的投入，却见不到任何实际好处，谁还愿意投资？
按照傅秀波的意见，今后国家只支持基础科学研究，把应用科学交给其他力量，比如企业与公益基金。
这时候，黎平寇、或者说与黎平寇关系密切的盛世平发挥了作用。
六月二十七日，傅秀波再次把钱仲泰等人请到元首府，黎平寇则把盛世平等几位资产雄厚的民族资本家请了过来。
在这天的会议上，政府、科学家与民族资本家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
从二零二零年开始，政府在原则上只支持基础科学研究，以及投入巨大、需要调动社会力量的重大应用科学研究，并且获得相关领域的所有科研成果，在应用阶段，企业向政府支付专利费。应用科学领域，企业为主要投资者，政府将出台鼓励性政策，在税收等方面给予相应优惠；企业还可以通过联合等方式，成立面向科研的公益基金，政府将给予更加重大的政策支持。
也就在这一天，《科技白皮书》演变成为“国家科技战略发展规划”。
做为第一受益人，军方将参与重大科研项目，并且主导由政府资助、与军事装备有关的基础科研项目。此外，军方还将以合伙人的身份，参与一些由企业资助、同样与军事装备有关的应用科研项目。
黄峙博把牧浩洋他们派过去，就是为了确定科研项目的优先顺序。
因为牧浩洋的学历最高，参与了高能物理学实验中心的项目规划工作，所以他是军方的最高代表，陆雯则是军方的技术顾问。
七月五日，五名主要参与者在总参谋部开了一次会。
“首先得承认，在基础科学领域，我们与美国的差距非常明显，很难在短期内追上，更别说超越。”作为技术顾问，陆雯的意见至关重要。“同样得承认，如果我们不追，差距将越拉越大。我们要想在综合国力上超过美国，就得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至少要达到与美国同等的水平。”
“这不是一代、两代人就能完成的，也许我们永远看不到那一天。”
“只是也许，我们必须面对问题，才能解决问题。”陆雯看了眼母祁铁，说道，“基础科研不像应用科研，绝对不能急功近利，除了巨大的投入，还需要足够的时间。所以在基本方针上，我们必须制订一份路线图。”
“什么路线图？”戚凯威问了一句。 ↑返回顶部↑